總是在逃避書寫這件事情。前幾天一覺醒來，右耳又傳來熟悉的腫脹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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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？2019年7月？
我不記得時間，只記得我辦的營隊的屆數。
在這份工作將近一年，我將迎來最重要的工作，營隊本身，所有的前置、無數個日子都只為了這14天，多麼重要多有重量的14天啊。儘管我不斷在摸索這份工作跟我之間的關係，我如何自處，又如何在某些不喜歡的事情裡，練習保持自己的樣子，或更退一步，不要成為自己過於討厭的樣子。
我不擅長把壓力或苦難告訴家人，因為我是個極度渴望被認可的人。
我希望能把上得了檯面的，我做過的所有事情都告訴身邊的人，稱讚我、認可我拜託。
我曾是這麼執拗、執著、也恐懼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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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和同事的關係也好難好難拿捏，我好希望我們可以合作、可以互信，或許不用知心，但信任也並不那麼容易，當時的我總是能看見人與人之間幽微的情感流動，總是抓進心裡，在上鎖，無數的喜怒哀樂、細微或巨大都被鎖在我心裡，然後我，只是裝作毫不在意。
我沒有信任的人，至少在同一個辦公室裡沒有。不僅如此，還有令我害怕的人，易感的我，已然接收空間裡的各種細微情緒，何況是巨大且不可預測的能量爆發。
我常常躲到頂樓，望著下方的人，羨慕他們的自在走動。
短暫躲避後，自己回到那個原子彈炸過的小空間裡。或許是我親手把自己逼近角落的也說不定。
那是營隊的前兩天，我接到母親的電話，他說阿公病危了。
我在麥味登吃著味如嚼蠟的午餐，突然之間連空氣都不容易入口。
在嘈雜擁擠的早午餐店裡，我背對著眾人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正對著一盤剛做好的義大利麵，我對著電話大聲哭泣與哭訴，我也不確定是對誰，或是對什麼。
當時請了假回了一趟台南，心裡收納著整個工作團隊的惡意，我想像著大家一定很討厭我，一定覺得我一點用都沒有，儘管這些權力架構其實與我的請假無關，但當時的我深信不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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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去看阿公的時候，阿公看起來蠻有精神的，雖然不能說話，但眼睛瞅著電視看著。
看完阿公之後，我回到台北。
參加下午的彩排，到一半的時候，收到妹妹的訊息，他說阿公走了。
我已經流不出眼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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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沒辦法回家，營隊就要開始了。
我沒辦法不回家，那是我的阿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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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說是權衡之計嗎？對誰都不公平。
我請了營隊中間幾天的假，三天、四天還是幾天我也忘了，總之是阿公儀式中孫女必須出席、還有公祭的那幾天。
大家一定很討厭我，因為我就是這麼討人厭，懷抱著這樣的感覺，度過了營隊的前幾天，直到要回家那天。
回台南的高鐵上罪惡感襲來，我把營隊放給同事，我有做到所有我能做的嗎？阿，一定沒有，因為我請了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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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家以後，妹妹為我說明了這幾天發生的事情，包括阿公過世的瞬間發生了哪些事，阿，我真糟糕，竟然不在家裡，沒有跟大家一起，罪惡感如湧泉般淹沒了我。
公祭一結束，媽媽就抽空載我去高鐵站，我從車窗看到爸爸疲憊的臉龐，我很抱歉，我非常非常抱歉，往台北的高鐵上，我被兩股不同方向的罪惡感擊打。
而且在這些事裡面，我並不能把我的心事告訴任何人，因為當時的我覺得他們都比我更辛苦，他們一定覺得我很糟，我很無能，只有我自己，待在這裡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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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工作之後，我故作開心，很想多做一點把一切我沒做到的地方補回來，但我永遠也補不上缺席的罪惡感。
然後是營隊第幾天呢，某天起床我的右耳突然聽不太清楚，像是被什麼塞住了一樣。
我到了校園裡附設的診所看診，醫生說可能是壓力大、可能是睡不好，可能是梅尼爾氏症，當時還伴隨著頭暈噁心，總之就是我內耳因為某些原因不平衡，醫生說這種症況只能嘗試各種旁敲側擊的方法去治療，他開了舒腦膠囊給我。
醫生說這種症狀一但有了第一次，終生都有可能會再復發。
當時我不知道，醫生說的是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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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隊辦完後，我的耳悶並沒有跟著結束，右側的腫脹感讓我很不舒服。
無法根治、無能為力的疾病也讓我感覺很失控。
某一天，同事跟我說因為他們一批在這邊很久的員工要加薪，他也幫我要了加薪，但主管問了他覺得我的工作狀況有值得加薪嗎，他們評估之後覺得我請太多假而且工作量也沒很多不需要加薪。
接到這個充滿羞辱性跟狀似憐憫的訊息後，我直接約了主管面談。
我告訴他，如果對我工作狀況有疑義，請直接跟我說，透過同事詢問且評論我讓我覺得腹背受敵，而且並無公平性可言。
而且從頭到尾，我都沒有要求要加薪，何以需要為了加薪這件事情受到這些背後嚼舌根以及羞辱。
我不需要這種虛假的聖母光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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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份工作一開始在面試的時候，我感覺到被尊重，被聆聽，也確實想要為學子付出，開闊他們的視野，雖然後來我發現這似乎是助長了菁英教育，但我依然試圖從中找到意義，也曾思考或提出可以更公平的作法。
但到最後卻只覺得被羞辱，還送了我會跟一輩子的東西，耳鳴跟恐慌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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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份工作之後，我在一個月內找到下一份工作，像是要甩掉那些羞辱似的用力工作，然後我在新工作上班的第二天恐慌發作了。
我知道，那是，過往，塞滿的，恐懼疲憊委屈罪惡感，將我擊垮。
我甚至無法接近新公司，一踏進那棟建築物，我就開始喘不過氣，但，我明明知道，我明明很清楚，這是不一樣的地方。
新公司的主管很好，在面試時也跟我談了很多很多，甚至在我出狀況時，也願意讓我休息一陣子之後再重新回來，要和我談的時候也很貼心的約在我家附近，而不是公司附近。
這一切的貼心跟尊重都只讓我更加內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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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台北生活的痕跡，如今像是清晰明顯的疤痕，已經不會痛了，但總還記得。
這些事、這幾年只跟知心好友斷斷續續地說著，或摻雜著玩笑或擔心說得太多，或許我已經準備好了，可以把這些事情寫出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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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這一輩子都不會感謝這些人。
尤其當我開始耳鳴時，特別會想起他們。
儘管與之交戰近五年，我依然抓不準有時是騎車騎到一半，有時是一覺醒來，右耳會任性地傳來腫脹感，我會聽得不太清楚，也會因為害怕被發現，而更用力的聽大家說話的聲音，並小心的調整自己講話的聲音，要比聽起來的更小聲才行，別人聽到的才會是平常的聲音。
每一次離開的時間不定，有時候是幾天，有時候是幾個禮拜。
直至現在我依然會感到害怕、心慌與無助。
失去控制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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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會希望他們過得好或不好，但真的非常非常希望，此生不復相見。
毛小孩是家人：關於大小寶貝 (4)